传统家训家规是传承家风的重要依据
“家风”一词较早见于魏晋南北朝，唐以后大量使用。东晋玄学家袁宏提出“有家风化导然也”之说，认为家风的作用是“化导”，即教育引导。南朝经学家皇侃提到“家风由父”，说明当时父亲在家风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。我国古人把家风教育作为教育的初始阶段，强调“昔称幼学，早训家风”“自童子耳熟家训”“少习家训，长得名师”。北周文学家庾信在《哀江南赋》序中说，“潘岳之文章，始述家风；陆机之辞赋，先陈世德”，把家风世德作为文学作品优先考虑的题材。当时的大家族皆以“世守家风”为要务。唐宋以后，家族形态有所变化，但仍重视家风的传承。古人多以清白形容家风，如柳宗元句“嗣家风之清白”等。
在我国古代，家风的传承往往是与家训家规结合在一起的。家训家规是一种以家庭为范围的教育形式，古已有之。我国历史上以家训为名的著述在南北朝就已出现，之后绵延不断，直至晚清民国，是我国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我国古代刊印流传的家训作品，数量多、历史久、影响大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大体说来，我国古代家教文化作品，以家训为名者居多，以家规等为名者相对少一些。在古代文化的知识分类中，成文的家训家规属于子部儒家类礼教之属；在成文的家训家规以外，还有家族内口传的不成文的家训家规。二者都促成了优良家风的形成，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家教文化。一般说来，家训表达一个家庭的基本价值观，家规是家庭关系与活动的具体规范，二者常常互通互见；家风则体现家庭的整体道德风貌。
传统家训家规的源起与流变
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起源甚早，如《尚书》中的《无逸》就是周公对其侄子成王的告诫之辞。成王当政后，周公恐其贪图享乐、荒废政务，故作此文告诫他不要逸乐。孔子看见经过庭院的儿子孔鲤，问他“学诗乎”“学礼乎”，并告诫他“不学诗无以言”“不学礼无以立”。后世把孔子在庭院中对儿子的教训称为庭训，也可以说是家训。这两个例子历来被认为是古代家训的源头。汉代流行的诫子书，亦可看作家训的形式。如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晚年的《诫子书》倡导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澹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强调修身养德，为后来的家训家规树立了典范。南北朝是家训文化盛行之始。北齐的颜之推作《颜氏家训》20篇，其训诫不再是以家庭某个成员为对象，而是以家庭整体为对象，分修身、治家、处世、为学4个部分，被后人称为家训之祖。清代一些学者认为《颜氏家训》一书“凡为人子弟者，当家置一册，奉为明训，不独颜氏”。家训文本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并不多，至北宋开始大量增加，代表者如司马光的《家范》等。当然也有简约的家训，只用一句话表达，如唐朝人说“以忠贞为仕模，以勤俭为家训”。
家规在唐宋时代已经多见，如唐代韩愈说“能守家规”。宋人很重视家规，强调“为子孙者尤当善守家规，翼翼以诚身，兢兢以保业，进修不已”。我国古代家训文化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名人家训很多，流传亦广。除北朝颜之推外，北宋司马光，南宋朱熹、陆游、袁采，明代方孝孺、杨慎、傅山、张履祥，清代焦循、曾国藩等都传有家训。他们的后代繁衍久长，这些家训的社会影响也十分久远。明清时代，在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下，家训家规的普及达到了新的阶段。家训中有许多名言警句，成为人们服膺的治家良策或修身典范，今天仍有积极意义。
我国古代刊印的家训家规有上百种，虽然各起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感受，但主题内容大体相近。古代家训家规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尊祖宗、孝父母、和兄弟、严夫妇、训子弟、睦宗族、厚邻里、勉读书、崇勤俭、尚廉洁；以家庭伦理为主体，以勤俭持家为根本，重视齐家善邻和修身成德。我国古代家训都强调道德规范，如苏氏家规中的“和善心正，语言必谨，举动必端，处事必公，为官必廉，事君必忠，费用必俭，睦人必善，乡里必和”，这“八必”是通行的道德规范，并不限于家族内部。可见，家训家规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既是官员治家修德的重要资源，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大众化、深入社会基层的重要渠道。
传统家训家规的主要社会功能
家训家规是我国古代以家庭为范围的道德教育形式，也是中华道德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。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家训家规，始作者多是文化名人或有名的官员，社会影响较为广泛。这些家训家规的功能远远超出对本家族的教育作用，而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，为社会提供了家庭教育范本和楷模。尤其是这些家训家规对其家族的繁衍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，容易引起后世更多人的关注和效法，从而使得这些家族内的训规成为道德教育的普遍教材。正如王锡爵家训序所说，“一时之语，可以守之百世；一家之语，可以共之天下”。
我国古人早就提出，治家的关键是不能“有爱无教”“有爱无礼”，强调要“以义方训其子，以礼法齐其家”（司马光《家范》），对妻子儿女都要教之以礼、训之以义；主张“人之爱子，但当教之以孝悌忠信……明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节”（陆九韶《家制》）。家规严谨、家风朴厚、家教严正，是古代士大夫的治家理想，对今天领导干部管好家庭、管好子女也有启示意义。古代家训不只强调以五伦为中心的规范规矩，同时也强调道德修养，推崇忠孝节义、尊尚礼义廉耻。例如，张之洞的家训便始于“治家”而终于“修身”。很多家训重视为官之德，也重视常行之德。金华胡氏家训“为官当以家国为重，以忠孝仁义为上”，杨慎遗训“临利不敢先人，见义不敢后身”，张氏家训“一言一行，常思有益于人，唯恐有损于人”等，至今仍脍炙人口。
俗语云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家训家规的首要功能是“齐家”，即对家庭进行有序治理，重视其规范功能。在儒家传统中，修身是齐家的基础，齐家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。《周易》的《家人》卦说“正家而天下定矣”，一个人不能治家也就难以治国。家训家规的另一个重点是“修身”，即家训家规不仅提供行为规范、重视约束，更强调道德修身、德性养成，把家庭作为道德训练和培养的基本场所，认为有了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道德意识作为基础，就可以推之于社会实践的其他范围。《颜氏家训》说制定家训的宗旨是“整齐门内，提撕子孙”，整齐门内就是齐家治家，提撕子孙就是道德训导。家训家规都是家教的具体形式，家风则不是形诸文字的具体训导，而是一种文化，是在家庭实际生活中形成并传承的一种风尚。家训家规是有形的规范，家风则是无形的传统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家风的形成、传衍有赖于家训家规的传承发扬。
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家规文化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古代家训家规的出发点是维护家庭和家族的有序和谐与繁衍发展，其实际教训功能包括树立基本价值观、培养道德意识、造就人格美德。这使得它们成为古代以礼为教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道德文化传承在社会层面的保证。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我国古人的家教特别重视道德养成和价值观引导，尤其突出传统美德教育。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经验，应当继承发扬。当然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有些家训家规的内容已经过时。对待古代家训家规，我们应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批判地继承和弘扬。
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时指出：“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。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。”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自己明确的、独特的价值观体系，其突出特点是责任优先、义务优先、群体优先、和谐优先。中华传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，是中华传统道德规范、道德感情、道德原则的基础，贯穿于治国理政、社会文化、个人行为等方方面面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。中华传统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中华传统美德体系，如仁义礼智信五常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。在我国历史上，家庭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场所，家训家规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实践的重要方面。传统的家风和家训家规及其蕴含的传统美德，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。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家规文化，既是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。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）